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1828–1910)

托尔斯泰与费奥多罗夫曾有个人交往：两人在1870年代末在鲁米扬采夫博物馆相识，当时费奥多罗夫在该馆担任图书馆员，从1881年秋季起他们关系更加亲密。根据费奥多罗夫的提议，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手稿交给博物馆保存。他对费奥多罗夫的评价中罕见地表现出敬意：「我很荣幸与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但这种敬意是对这个人而言，而非对他的学说——托尔斯泰直言不讳地表示了这一点。在给V.I.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1881年11月），谈及费奥多罗夫关于普遍复活的计划时，他写道：「我不赞同，从来也未曾赞同过他的观点，但我对这些观点的理解程度使我有能力在任何具有外在目的的其他信仰面前为这些观点辩护」。他在同处称费奥多罗夫本人为生活中最纯净的基督徒：贫穷、舍弃一切、始终欢乐而温柔。

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种宗教伦理学说的创造者，这一学说源于他对《福音书》的个人诠释。主要原则如下：

——不抵抗恶的暴力。中心原则，基于山上宝训的言词（《马太福音》5:39）：不能用邪恶回应邪恶，用暴力回应暴力只会延续暴力。

——朴素化。放弃奢侈、等级特权和知识骄傲，转而过接近农民的简朴劳动生活。对于伯爵和大地主来说，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1891年，托尔斯泰公开放弃了1881年之后所有著作的版权，1892年，他将财产在妻子和孩子们之间分配。

——对国家和官方教会的批评。托尔斯泰认为国家是暴力机器（军队、法院、警察），官方教会是歪曲基督教义的机构。1901年2月，最高宗教会议发布了关于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决议，确认他已脱离教会；虽然文本中没有使用「绝罚」和「诅咒」这样的词，但在日常用语中，这一举动被称为绝罚。

与费奥多罗夫的分歧

对托尔斯泰而言，最重要的是道德的转变，是人在当下、在生活中的精神「复活」：通过拒绝自私、财产和权力，通过为上帝和人类服务。在这个体系中，死亡不是通过外部手段解决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人要对自然做些什么，而在于人如何生活。

费奥多罗夫的方向相反——向外和向后。共同事业不是针对个人的内在完善，而是针对各代人的共同劳动；不是针对未来本身，而是针对过去：活着的儿子们的责任是让死去的父亲们重获生命。在这一原则下，手段本质上是外部的：科学、自然调节、全人类的有组织行动。费奥多罗夫并未拒绝国家和教会，而是将他们视为共同事业的可能参与者——也就是说，正是那些托尔斯泰所否定的机构。

这种分裂最终成为相互的。随着时间推移，费奥多罗夫与托尔斯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对托尔斯泰著作中的反教会动机感到厌恶，并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表现；费奥多罗夫的文章中有许多对托尔斯泰的尖锐批评。